带上几个女生白天去裸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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疯狂的石头 发布于2008-08-25 10:54: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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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论是导师还是师兄,他们都希望能为付桂衍在媒体面前说上几句话:他们都认为付桂衍面对的压力太大了。
说起压力,付桂衍也承认自己要承担主要责任。裸奔的照片是他发到网上的,尽管是“自娱自乐”,但被好事者转载到清华最大的网上社区——水木社区。这条《校内网上惊现清华紫操裸奔图》的帖子在成为全站热帖后,很快被敏锐的都市报记者捕获。
付桂衍开始向各种媒体一遍遍地解释他的“动机”:毕业,散伙饭,酒兴,等等。实际上,他并不算一个很耐心的人,这种枯燥而重复的解释让他厌烦。当他意识到媒体只是想拿他的行为和母校作为噱头时,他开始躲避记者们的追逐。“我并不想炒作。”他说,“不然我干嘛不在大白天,去清华正门裸奔?”
有记者采访到清华校方,治安派出所的民警说,付桂衍的行为已经违反了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》,要视情节予以处理。这位民警还表示,师生一旦发现这种情况,应及时向派出所报告。
这个表态吓坏了付桂衍远在山东老家的亲戚们,他们认为付桂衍“惹了事”,便惊慌失措地给付桂衍家里打电话。付桂衍只好跟他们解释“我其实没事啦”。
新浪网向不得安宁的付桂衍发出邀请,他们希望他来开设博客。在过去的三年里,邀请新闻当事人开博客一直是这个网站的重要策略,因为这样会带来海量的点击。很多时候,读者和当事人都想绕开媒体直接对话,博客是个好办法。
付桂衍决定接受邀请,他认为在博客上他可以把话说得更“明白一点”。
“我们在清华紫操的行为,纯属个人行为。清华学子毕业要坚强,清华的艺术生毕业了更要洒脱。??我们有太多的循规蹈矩和心理壁垒,这有客观原因,但更多的是主观缺少勇于挑战自我的精神。??作为一名艺术生,我认为那天的行为比较正常。我想它是我离开清华前送给自己的一件礼物,也是给自己打了个强行针和兴奋剂。这一点学艺术的同学更容易理解。”付桂衍洋洋洒洒地写道。
很多跟付桂衍年龄相仿的人表示对裸奔的理解,有人回帖说毛泽东年轻时代也在岳麓山裸奔过。但是,付桂衍发现,他正在被人数更占优势的谩骂者围攻。
“我也是清华人,为你的行为不齿。”
“你的行为已经破坏了人伦道德。给历史名校带来阴霾。你子女希望在学校看到裸奔吗?你说这话不怕仙人怪罪,祖宗惩罚?耻辱,真是文明古国的羞耻??”
付桂衍感觉“声音更多了”。“我太不了解媒体,不了解公众。我说那些话都是很真诚的,没想到非议还是有这么多。”他关掉了博客的评论功能。
“中国人精神分裂”
付桂衍在犹豫要不要把博客写下去,因为他发现公众的成见“改变不了”。
“以前也想到过跟非艺术圈的人在认知上会有距离,这次是真切地体会到了。我没有想去说服他们,而且我没这个能力。”付桂衍撇撇嘴,他的表情就像是踩到了一泡狗屎。
“说实话那些骂我的人,我鄙视他们。他们不能包容我们,我们也不想理会他们。”付桂衍说。
李象群也觉得,在很多事情上,艺术家跟圈外人“简直无法沟通”。他把原因归结为综合素质的“木桶理论”。
“实际上是教育体制和美育的问题。我们的大众,从何时开始接受美育,又是到小学几年级就结束的?我们有大学生、研究生、博士生,实际根本不是,因为他们接受的美学教育,只是小学毕业,可能小学都毕业不了。这样低的水平只能说没文化。”
凑巧的是,李象群在不久前也遭遇了一次“裸体门”事件。在“2008年第三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”中,李象群的雕塑作品《堆云堆雪》表现的是没穿裤子的慈禧袒胸露乳地坐在一把椅子上。在展览开幕当天,这件作品便遭到观众的投诉。投诉者称“慈禧”露出私处太过“不雅”。主办方最终决定,用一块布遮掩住“慈禧”的私处。此事又被圈内人戏称为“遮羞布”事件。
“现在他这个裸奔的事出来以后,我看到有人说:你看,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。”李象群笑道,这个并不友善的说法并没有打击到他。
“他(指责者)那个素质来评价我们,根本就是两回事了。他说他们的话,我们说我们的话。”李象群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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疯狂的石头 发布于2008-08-25 10:54: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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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在媒体热炒“清华男生裸奔”的新闻时,付桂衍的行为在艺术圈内几乎完全没有产生任何反响。“裸奔这个事情太初级了。为什么要跟大众对话,没必要跟他们对话。”艺术家艾未未说。在1980年代,他曾在美国世贸大厦下与朋友全裸合影。
“每个人都有裸奔的自由。”艺术家舒勇也同意没必要向公众去解释,“除非解释也是我作品的一部分。裸在中国是种畸形的文化,它没有一个很健康的评判系统。我们在这个简单的事情上附加的东西太多了。”
实际上,付桂衍并非裸奔行动的最初倡议者。在两瓶啤酒的催化下,这群雕塑系的男生里有人提议 “用裸奔庆祝毕业吧”,付桂衍同意加入。一行六人来到紫荆操场。临“脱”之际,却有四人临阵变卦,最开始提议的同学也反悔了。最终,只有付桂衍和同学亓星光脱光了衣服。
“他们还是有顾虑吧,”付桂衍说,“要脱的时候确实还是要掂量,我们平时会动不动都说‘要裸奔’,但真做起来却肯定招骂,最恶毒的骂声。”
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认为“裸奔事件”反映了“中国人的精神分裂”:在话语形态上极其开放,开放得没有边际;在道德审判时又极其保守,保守得索人魂魄。
“我们民族有道德民兵的历史传统,”朱大可说,“对待这样一个事件时,缺乏基本的文化宽容。当下社会一方面是高度的道德空缺,另一方面又严重的道德过剩。就像一个精神分裂症的病人,只有简单的二元思维,非此即彼。”
在朱大可看来,这种“精神分裂”的现状表明中国社会还处在“文明的初级阶段”。“西方国家原来也有过,但是现在已经度过了。”
“文化不可能解决自己的问题,” 朱大可说,“因为两边是分裂的,一面不可能解决它的对立面的问题。文化的问题要在文化之外的制度来解决。”
朱大可认为,“分裂”源于价值标准的混乱。“一会儿拿西方标准,一会儿拿儒家标准,一会儿拿共产主义标准,完全没有核心价值。”
在为自己辩护时,付桂衍的嘴里不断跑出“商品经济社会”、“创新型社会”等或旧或新的“政治正确”的词汇。最后他说:“裸奔是打破固有观念,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。中央提出中国必须要建设创新型社会,创造力从哪里来,必须是宽松的环境啊。这是十五大提出的。不对,十六大?到底是十几大来着?”
